1986年，黄建新完成了电影《错位》：一个原本为应付无聊工作而被创造出的“机器人”，随着时间推移拥有了自己的个性，甚至插手“主人”的生活试图取而代之……在30多年之前选择用影像探讨尚未被广泛认知的人工智能概念，他的这次创作有着可以被定义为先锋的时代精神。

有趣的是，当时间来到2023年，人工智能早已不再是某种前瞻性的想象，而是全面进入并影响着我们的世界。

黄建新导演电影《错位》

电影自然也不例外。本届平遥国际电影展，“AI”通过各种方式加入到创作与讨论之中：由人工智能绘制的影展海报；开幕式上，费穆、卓别林等“大师”在科技加持下“亲口”向年轻观众阐述创作理念；电影人围绕AI接下来会怎样改变行业提出各自明确的观点……

《错位》也在此时完成了它最恰逢其时的“归位”。与大部分比这部电影更年轻的观众进行交流，让黄建新感觉很奇妙，“我其实挺紧张的，随着年纪增长，人肯定会变得有点迟钝，但我不想停下来，还是想往前走。”

“Keep Rolling”，不停向前。这也是黄建新这场大师班确定下的核心主题。除了由展映影片《错位》引出过去先锋的创作，如今成功变换更多身份，成为行业“金牌监制”的黄建新也还畅谈了关于当下行业、市场发展模式的理解，以及作为最早一批关注人工智能的创作者，对于AI与电影未来交互的想象。

沿着过去—现在—未来这条“不停向前”时间坐标，我们整理了黄建新关于探索的成功与失败、新主流类型创作，AI将如何改变电影的思考与答案。

（以下内容根据黄建新自述整理）

过去

宁肯在探索中失败，不在经验中苟活

《错位》在疫情的3年里，又一次在网络上被“炒”起来。包括身边的朋友也问我，你那时候怎么会有一个AI的概念？我说没有，我拍的是荒诞喜剧。之后有人把我送审报告里填的内容翻了出来，说“你自己写了某某某做了一个智能机器人，替他开会”，其实我都忘了。

在这之前，我本来准备拍一个故事是讲住房问题的。后来我跟很好的编剧朋友一起讨论了一个多星期，又写了两个星期，《错位》就准备开拍了，所以其实这个电影是一个偶合成功的电影。

我是个从小脑子里就爱乱想的人，拍《错位》的时候，我自然想做个自己喜欢的东西。工程我不懂，比如像美国科幻片拆开无数的电路等等这些，我们做不了，就想用荒诞性跳过科技逻辑，只写我们实际的灵魂和真实的人，用最真实部分和最虚假的部分对立，表现出人格分裂或者被异化的矛盾中的故事。

当时我们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，口号是“宁肯在探索中失败，不在经验中苟活”，就贴在我们办公室里。我们那一代人，对生存和工作有一种本能的珍贵，拿到一个工作不管你干啥，先把它干好，否则自己养活不了自己。

第五代导演在那时受到了国际影评人的注意。那时候参加国际电影节最大的受益是不停的看电影，这个电影节结束就买经济舱机票飞到下一个再去看，不停的看，不停的交流，不停的学习。大家是互相促进的，有时候你的开悟不是系统学了多少，而是某一句话激活了你多少年的积累。电影就是做交流产品，而我大概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成长起来。

现在

不够艺术家的位置，我是一个匠人

我是拍文艺片出来的，我发现文艺片的导演们容易批评商业片的导演，但商业片的导演很少批评文艺片的导演。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是两个系统的东西，正因为这两个系统同时存在，电影才丰富多彩。

我后来一直想做中国的市场电影，这么多年我觉得还是有了一点点成绩，这不是我个人的，而是大家慢慢接受了这个观点，共同努力。

最早其实没有人想要我这个监制。监制应该起到什么作用？第一任务是保护导演，你要建立一堵墙，现在电影越来越多的多方投资，有一些是专业投资公司，很多不是，如果每个人都去跟导演谈想法，那导演还要拍戏吗？所以监制要挡在前面。

第二是规划好从头到尾电影流程，使导演们永远在他的位置上。我们现在的导演有点压力太大，啥都得管。单纯性是艺术最宝贵心理动机，所以制片团队、监制都要完成你的第一任务，就是保护创作，而不是干涉。

这么多年的经验积累下来，我为什么还是喜欢做监制这件事？我一直认为我不够艺术家的位置，但我是一个很好的匠人，我很擅长学东西。

转到商业的方向，我们发现电影最容易让观众接受的形态是感性形态。做电影这个很重要，你的情节段落是不是能够从感性上激活观众心底（的情感）很重要，我们还是从世界电影学到了很多东西。

比如我们复盘过《长津湖》。我是编剧之一，我们有很多问题，它仓促、几个导演拍、风格衔接难度很大。但是《长津湖》解决了一个战争片一直没能解决的问题，就是“追随”。

观众在电影院里看电影，他的心要追随某个东西而行，这点大家一定要记住。《长津湖》写了第九兵团里面的一个连的死亡史。开头陈凯歌导演拍的部分就需要观众喜欢上这批人，观众喜欢，他们就会追随这六个人，直到最后牺牲只活下来一个。人物也是商业电影核心，要有更通俗的情感，把大众的共鸣写进我们的角色，放到大的背景里去跟随。

艺术电影有时候感性的点比较高，大部分人跟不上。你不能在电影院里将观众必须具备什么样的知识作为前提去拍电影，如果这样的话你的电影受众太窄了。

比如谢晋导演，曾有人说他的作品过时了。但这一两年，他在豆瓣里有好几部作品突破了9分。这是因为他的故事讲的好，故事里面讲了人类的理想，讲了人文的基本架构。这是历史长河对本质问题的评价，本质问题历史越长越看得清楚，相反时髦的东西都是短的，但时髦的东西也会改变一代人的风貌，这是我的经验。

未来

AI将带来翻天覆地变化，群体观影需求无可替代

我对科幻是有一些好奇的。比如这一次平遥说到关于AI的讨论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中国电影面临了一次巨大的挑战。就像在默片年代卓别林是至高无上的，所以有声电影发明以后他拒绝拍摄。但替代是必然的，AI出现带来的变化也是这样。

我最近看了关于人工智能的书。在我的理解里，科学家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定义，我们知道电脑程序会发出指令，这个词告诉我们电脑是你的工具，但是在AI的面前，科学家说是对话，什么叫对话？智能之间的平等交融叫对话。我个人认为，AI不是工具而是交朋友。

有科学家得出了所谓“筛子”理论：AI系统的阅读速度和智商是人类的一千倍到一万倍之间，假如它阅读了贾樟柯导演的风格还有其他导演一千部、一万部作品，或许它还无法出入自如，但在“过筛”后对内容进行重新储藏和梳理，它的知识系统将是一个多人的综合体。

AI还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压力？我看到了它在虚拟空间中的再造能力。未来，可能只需要几个具有想象力的人加上技术保障团队就可以和AI合作完成一部电影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AI会给电影带来翻天覆地质的变化。

电影为什么比较敏感，因为电影和技术发展特别密切，全世界最先进的东西永远都跟电影发生着关系。但观众（走进影院的）观影需求是很难被替代的。场域里的情绪传染就是电影的魅力，目前还没有东西可以取代。